2025年东亚足球锦标赛（东亚杯）于7月在日本举行，中国男足并未在本土作战，而是以客队身份参赛。因此，“中国男足主场迎战东亚杯”这一表述存在事实偏差。根据东亚足联官方赛程，最近一届东亚杯（第9届）于2022年7月在日本举行，下一届即2025年赛事同样由日本承办。中国男足自2019年后未再主办该赛事，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才是其当前核心任务。
尽管如此，中国男足在2024–2025周期内的备战状态确实成为舆论焦点。球队在2026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中被分入C组，同组对手包括日本、澳大利亚、沙特、巴林和印度尼西亚。截至2025年1月，国足在前四轮比赛中仅取得1胜3负，积3分暂列小组第五，出线形势严峻。在此背景下，东亚杯虽为非FIFA国际比赛日赛事，但被视为检验阵容深度与战术调整的重要平台。
主教练扬科维奇（Aleksandar Janković）自2024年上任后，强调“高强度压迫+快速转换”的战术理念，但受限于球员个体能力与整体磨合度，实际执行效果有限。东亚杯成为其考察边缘国脚、演练新阵型的关键窗口，尤其在主力球员因俱乐部赛事缺席的情况下，替补阵容的表现直接反映国足人才储备的真实水平。
根据Transfermarkt与Sofascore数据，中国男足在2024年共进行12场正式比赛（含世预赛与友谊赛），战绩为4胜2平6负，胜率仅为33.3%。进攻端场均进球1.08个，防守端场均失球1.58个，净胜球为-6。关键问题在于面对技术型球队时控球率严重偏低——对阵日本（0-3）和沙特（1-2）时，控球率分别仅为28%和32%，传球成功率不足75%。
人员结构方面，国足平均年龄达28.7岁，锋线依赖武磊（33岁）、张玉宁（28岁）等老将，而U23球员在国家队出场时间占比不足10%。2024年11月对阵韩国的友谊赛中，首发11人平均年龄29.4岁，最年轻球员为24岁的蒋圣龙。这种“老龄化”趋势在高强度对抗中尤为不利，体能瓶颈导致下半场失球率高达62%（2024年数据）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归化球员使用趋于保守。艾克森、阿兰等人已淡出主力阵容，仅费南多在2024年世预赛中有过2次替补登场。教练组更倾向于本土球员，但技术能力断层明显。例如，中场核心吴曦退役后，李可、王上源等接班人在拦截与组织两项关键指标上均未达亚洲一流水平（WhoScored评分均低于6.8）。
扬科维奇倡导的4-2-3-1体系在理论上具备攻守平衡优势，但实战中暴露出两大结构性缺陷。其一，前场压迫缺乏协同性。数据显示，国足在对方半场的抢断成功率仅为38.5%（2024年世预赛），远低于日本（52.1%）和韩国（49.7%）。前锋回撤参与逼抢的意愿不足，常导致第一道防线形同虚设。
其二，由守转攻阶段缺乏有效出球点。中卫组合朱辰杰与蒋光太场均长传成功率仅54.3%，且边后卫助攻后难以及时回位。2024年11月对阵巴林的比赛中，国足在领先情况下被对手利用边路反击连入两球，暴露了攻防转换中的空间管理漏洞。Sofascore统计显示，国足在丢球前30秒内的平均跑动距离比对手少12.7米，反应速度明显滞后。
定位球攻防亦成软肋。2024年世预赛中，国足通过定位球得分占比仅18%，而被对手利用角球或任意球破门的比例高达41%。身高优势未能转化为战术资产，头球争顶成功率（46.2%）在18强赛所有球队中排名倒数第三。这反映出训练中对定位球细节打磨的不足，也限制了战术多样性。
尽管东亚杯并非FIFA A级赛，但对中国男足而言仍具现实意义。2025年赛事将提供难得的实战机会，尤其在世预赛间歇期检验新人。如2024赛季中超表现突出的年轻球员——山东泰山的彭啸、上海海港的徐新（注：徐新非新人，此处应为更年轻球员如蒯纪闻或刘诚宇，但需核实）——有望获得征召。若能在东亚杯中演练3-4-3或4-3-3等变阵，或为世预赛末段提供战术备选。
然而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系统性提升竞争力。中国足球青训产出持续低迷，2024年U20亚洲杯中国队小组出局，U17队甚至未能晋爱游戏体育级正赛。人才断层直接制约国家队上限。即便在东亚杯取得理想成绩，若无法解决基础建设问题，短期战术调整难掩长期危机。
从备战角度看，中国男足需在2025年剩余世预赛中至少击败印尼和巴林，并争取在主场对澳大利亚或沙特拿分，方有理论出线可能。主场优势将成为关键变量——2024年11月厦门主场对阵巴林虽2-1取胜，但过程被动，控球率仅39%。未来主场赛事（如2025年3月对澳大利亚）必须提升控球与节奏掌控能力，而非仅依赖定位球或反击。
综上，“中国男足主场迎战东亚杯”虽不符事实，但其备战状态确系焦点。东亚杯作为练兵场的价值有限，真正考验在于世预赛的硬仗。若不能在战术执行力、人员更新与青训衔接上取得突破，即便主场作战，也难改竞争力下滑的趋势。中国男足的未来，不在一届东亚杯，而在整个足球生态的重建。
